辽阳说,还是丰润说?─关于《曹雪芹祖籍考论》
王 畅


 
        我以前主要从事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对于“红学”,我是个“门外汉”,
最多也只能算是个业余爱好者。三年以前,一个偶然的机会,关于曹雪芹祖籍的论
争引起我的兴趣。过去我对这个问题所知甚少,而我又不愿盲从于任何一位专家、
学者的意见,也不愿受任何一时的舆论动向、风头势力所左右,我想拿出自己的看
法,于是我决心下功夫把这个问题弄个水落石出。所以在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任
何先入为主的看法,对于所有有关的论著与文章,我都用心搜罗、认真阅读、反复
比较、仔细推敲。随后我又查阅前人已经注意或未予注意的相关资料,力图能有新
的收获与发现,从而在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自己新的推理与论证,
最后梳理、演绎出自己的看法与论断。
        在《曹雪芹祖籍考论》一书撰著之前,我已写出了二百多万字的笔记,思
考了大小近百个有关的问题。当我感到对这些问题已经基本上有了答案,并把这些
问题的头绪基本理清了,我的书的撰著纲目也就拟出来了。由于已经有大量的笔记
作基础,在进入具体的撰著时也就相对来说比较顺利了。
        曹雪芹祖籍“丰润说”,1931年由李玄伯提出,后又经守常、周汝昌
等先生论证、确认,至今被《辞源》、《辞海》等十几种权威性的工具、资料书所
采用。自五十年代有人提出“辽阳说”于六、七十年代与“丰润说”展开争论,再
经冯其庸先生考证、确认,“辽阳说”,也渐为较多的人所接受。
        现在一般学者都认为,“辽阳说”与“丰润说”是曹雪芹祖籍问题中并列、
对立的两说。事实上,“丰润说”从来没有否定曹雪芹上世曾“寄籍”辽阳。即
“丰润说”认为,在曹雪芹上世籍贯的历史变迁过程中,包含着“着籍”辽阳的一
段。所以“丰润说”从来没有完全否定过作为历史演变过程中的“辽阳说”。而
“辽阳说”从来不承认“丰润说”,并认为自己“证据确凿”、“已成定论”。
        但是,问题远非这么简单,根据我的考证,“辽阳说”真正能够证实的,
只是曹雪芹的高祖曹振彦与曾祖曹玺这两代人曾在辽阳“着籍”,其间最多不超过
23年,即从1621年努尔哈赤攻陷辽阳、任沈阳中卫指挥使的曹雪芹之高曾祖
父曹锡远一家作了清军俘虏(后来成为满洲旗人包衣)始,至1644年曹振彦、
曹玺父子随清兵入关结束。不仅曹家在辽阳居住时间最多不超过23年,而且曹振
彦、曹玺父子二人无一是在辽阳出生的。所以辽阳只能说是曹家的“寄籍”或“著
籍”,而不能说是祖籍。
        至于以《五庆堂辽东曹氏宗谱》作为“辽阳说”立论的根据,我现在可以
负责地说,《五庆堂谱》与曹雪芹上世根本没有关系,五庆堂曹族上世世系与曹雪
芹上世世系根本不同;通过《五庆堂谱》中的曹全中与甘鸿舒宗族中人有姻亲关系
而论定曹寅(雪芹祖父)与曹全中为同族人也不能成立。而且,根据《五庆堂谱》
不仅不能论定曹雪芹上世祖籍为辽阳,连五庆曹族自家的祖籍辽阳也无法说明。因
为所谓五庆堂曹族“入辽之始祖”曹俊的籍贯与辽阳无关,这个曹俊与早年发现的
辽阳“圹记”曹俊根本不是一个人,所以不能把“圹记”曹俊的籍贯硬安到《五庆
堂谱》曹俊的身上。《五庆堂谱》曹俊祖籍扬州仪真,入辽后经金州到沈阳而“世
居沈阳”,他入辽的时间大约在明宣德间,即公元1435年前后,略晚于丰润曹
端广入辽的时间,曹端广从丰润入辽约在明永乐间,即公元1410年前后。“辽
阳说”没有证据证明曹雪芹上世是辽阳(以至辽东)土著,而无论是“丰润说”,
还是根据《五庆堂谱》的“辽阳说”,都说明曹雪芹上世是明中初叶或明初由外地
入辽的,这个时间距离曹振彦、曹玺父子“着籍”辽阳的时间,要早上一百八、九
至二百三、四十年,所以,曹雪芹上世“着籍”辽阳,与曹雪芹祖籍丰润,二者根
本不在同一历史时期。因此“辽阳说”无法否定“丰润说”,只有能够成立的“扬
州仪真”说与“山东定陶”说才能否定“丰润说”,但此二说又根本不能成立。事
实上,“辽阳说”与“丰润说”不是并列、对立的两说,而是可以互相连贯的曹雪
芹上世籍贯的两个阶段。由于曹雪芹上世的籍贯是处于迁徙、变动之中的,因此对
这个问题的研究应该放在一个广阔的历史时空上去进行。我认为,曹雪芹上世籍贯
的演变,从“丰润说”与“辽阳说”都承认的曹雪芹上世祖曹彬说起,应为:河北
灵寿--江西南昌--河北丰润--辽宁铁岭--沈阳--辽阳--北京--南京--北京。
        另外,由于对考察曹雪芹祖籍问题来说,《五庆堂谱》是不可为据的,故
对于其中记述说曹天佑为曹 之子,纯系该谱在流传中后人所臆断、增补,鉴于国
内外有不少学者据此而考察曹雪芹的生父问题,可谓影响很大,因而对此更需认真
清理。这些问题我已在《考论》一书中用了很大篇幅作过详细论证,这里不再赘述。

        尽管在我的这项研究进行之初,我并未受任何先入为主的观念所左右,然
而我的这项研究的结果,实际上是支持了以周汝昌先生为主的“丰润说”,但我的
这些带有倾向性的意见,不是来自研续大量资料与进行反复认真的思考之前,而是
产生在这之后。我认为,任何严肃的科学研究都应建立在可信的资料与充份证据的
基础上,任何学术争论都应服从真理,我自信我在我这本书中的叙述与论证,是严
肃认真的,是客观公正的。
          
          
《文汇报》  (199610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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