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游园惊梦”到《葬花词》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如花美眷，似水流年”
( 这是十六世纪《牡丹亭》中杜丽娘要求解放的心声，更在《红楼梦》中带来了林
黛玉青春觉醒的时 刻。于是这位“心痛神驰，眼中落泪”的少女便“如痴如醉”
（第二十三回）地接受了她前辈的精魂，踏上了离经叛道的艰难路程。从中我们看
到了曹雪芹追求个性解放，追求自由的进步思想，也看到了曹雪芹的女性观与明末
民主思潮血脉相连的继承关系。
              然而从杜丽娘到林黛玉，中间相隔了一个多世纪，明末的民主思想
在一个多世纪的沉淀中不断发展，在与现实的冲撞中不断深化。到了曹雪芹，在研
究现实的严肃性和批判现实的深刻性上都有了本质的飞跃。
              “吒紫嫣红开遍”2 的早春废园，是汤显祖为杜丽娘设计的“性格
环境”，杜丽娘在这一环境中对其青春有了强烈的感知。对青春从“不知”到“知”
基本上完成了杜丽娘的觉醒过程，完成了其性格的发展。然而林黛玉的觉醒却远没
有停留在对青春的感知上，曹雪芹使这个人物向现实主义进一步深化。在“埋香冢
飞燕泣残红”一回中，林黛玉在为自己也为众多的青春少女所唱的挽歌声中，才真
正完成其觉醒，完成她对社会的认识；而“花谢花飞飞满天”（《葬花词》）的暮
春景象也正是曹雪芹为林黛玉设计的“性格环境”。一个游园，一个葬花，《牡丹
亭》中乐观轻松的基调被一种绝望悲愤的情感所代替，预示了这两个有着相似的追
求与强烈的情感的女性完全相反的命运安排，体现了两位作家完全不同的创作视角。

              作为早期觉悟者的汤显祖，更多地以一种欣喜赞赏的眼光看待这种
新诞生的民主思想，从“情不知其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
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与生，皆非情之至也”3 的浪漫主义角度颂扬了杜丽娘“一
灵咬住”的勇气与决心，使杜丽娘因梦而死，死而复生，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中
实现了爱情的理想。正是这种生而死，死而生的传奇化手法使杜丽娘以及汤显祖本
人都回避了礼法严苛的现实环境，体现出一种浪漫主义风格。 
              曹雪芹则更多地从妇女现实生活的角度出发，使觉醒后的林黛玉以
及《红楼梦》中所有的少女始终置身于一个真实的社会环境中，这一环境被曹雪芹
在《葬花词》中描述为“风刀霜剑严相逼”的险恶环境。于是，在被汤显祖以浪漫
化，传奇化手法回避了的现实环境中，曹雪芹考察了妇女生存与发展的道路上的困
境与悲哀。
 

                             二、双重的困境

              “莫怨东风当自嗟”（第六十三回）这句诗，充份体现了林黛玉的
困境，似乎没有人压迫黛玉，相反在大观园这一良好的环境中，她的个性，她与宝
玉的爱情，都得到较为顺利的发展。然而现实自有其“风刀霜剑”的一面，她叛逆
的个性在旧道德看来有 些“乖僻可厌”，她的爱情在旧道德眼中更是“鬼不成鬼，
贼不成贼”（第五十四回）的非法行为。在三十四回，黛玉在旧帕上题诗，表露了
对宝玉的深情后，便“病由此起”，其悲剧的人生因着她强烈的爱情而不可避免了。
林黛玉这种欲爱不能的困境不仅仅由于她的理想与外在世界形成了尖锐的冲突，同
时也由于她自身存在着旧道德的重负。在这个未有出路的现实条件下，林黛玉没有
勇气另辟蹊径，走上杜丽娘所走的“前以偷期密约，后皆成秦晋”4 的与旧道德决
裂的抗争道路。从她与宝玉的爱情对白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封建少女身上守
旧，软弱的一面，她始终把实现爱 情的期望寄托在贾母的疼爱与宝玉的深情上，没
有采取过任何形式的斗争。这种在爱情中的裹足不前，这种守旧与软弱，比之杜丽
娘身上的大胆与前卫，具有更普遍的真实性，这也是林黛玉身上的第二重困境。于
是被杜丽娘回避了的现实环境，最终使林黛玉陷入现实与理想的双重对立中而“花
落人亡两不知”了。
              从明末进步思潮及其浪漫主义文风，到曹雪芹对民主思想的继承和
深刻的现实主义的发展；从杜丽娘对幸福的大胆追求，到林黛玉的悲哀和困境的变
化，是曹雪芹社会观，包括女性观的进步。与莎翁早期喜剧到中期悲剧的过渡相同，
这一变化体现着一位思想家对社会认识的加深，对进步思想、进步人物及其所属的
现实更全面更深入的观察与理解。因此，曹雪芹并没有单纯地停留在对黛玉爱情悲
剧的探讨上，他把林黛玉的悲剧与封建时代所有妇女的悲剧统一起来，使我们清楚
地看到这一悲剧后面更为深厚的现实背景。 
              在贾府这个封建环境中，处在最底层的侍女受到的压迫是最为沉重
的，曹雪芹通过她们命运的探讨，将隐含在黛玉身上的现实冲突，尖锐、直接地呈
现出来。鸳鸯抗婚正是这一冲突的缩影。这个少女性格中本份、忠实的美德，无法
把她从噩运中解救出来，她仅有的那一点点青春与美好，就足以使她走向毁灭。她
的胜利是短暂而可怜的，她不得不把自己含苞的生命与一位行将就木的老人捆在一
起。她的敌人在这个大家庭中因为行为荒唐而失道寡助，却最终赢得了胜利，将这
个受人怜爱的少女逼上死路。其原因除了贾赦居高临下的社会地位，更重要的是贾
赦荒唐的行为受到那个社会道德的认可和支持。在这种道德的观念中女性的青春、
美好、以至生命从来就不属于她们自己，它们是掠夺和占有的对象。因而贾赦摧残
少女的不合理的愿望被封建社会为合理，他的失败与孤立是暂时的；鸳鸯的失败与
孤立是绝对和永久的，她不可避免地要被贾赦以及他身后强大的腐朽势力所吞噬。

              如果说鸳鸯的敌人以一种有形的面目出现，那么尤三姐在挣脱了贾
珍、贾琏的魔掌后，直接面对的就是那种对贾赦予以道义上支持的、无形的社会观
念。这种观念不相信这位少女拥有一份清白的灵魂，也不容许她在浊世中独得一份
爱情的幸福。于是尤三姐与柳湘莲擦肩而过，在近在咫尺的幸福面前，不得不以死
来捍卫自己的清白。在这种严重的现实冲突中，女性连自身的尊严，自由和清白尚
不能保全，林黛玉对爱情的追求就显得尤其艰辛与无望。
              面对这种严酷的现实困境，曹雪芹以组诗《五美吟》对男性统治下
妇女的命运，进行了历史性的反思。一句“君王纵使轻颜色，予夺权何畀画工”
（第六十四回）形像化地总结了男性统治秩序对妇女幸福的轻视，对妇女命运的驱
使。在这种统治下“宽容”与恩赐无疑是一种天真的幻想，自上而下变革更是无望
的奢求。因此曹雪芹在揭示黛玉，鸳鸯，司棋，尤三姐的现实处境的同时，讴歌了
她们维护尊严，维护爱情，追求理想的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肯定了女性要求解放
的合理愿望，使《红楼梦》这部女性挽歌有一层瑰丽的色彩。 
              然而女性解放的道路是漫长而痛苦的，对此曹雪芹有着清醒而深刻
的认识：封建统治在长达千年的巩固与完善中，建立起一个庞大而坚实的文化基础，
它以各种形式对女性进行道德评价，从而教育并塑造出合乎其统治理想的女性，形
成一种典型的男性文化环境。在这种环境中的女性始终接受着男性文化教育，男性
统治秩序深入她们的思想内层，成为了她们自身道德观、价值观的主要组成部份，
她们不得不以既定的视角来审视外部世界，评价其自身的行为。因而在女性自我解
放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自身的道德困境。这种困境在受到良好教育，环境
优越贵族少女身上便尤为明显。
              探春，这个有着政治家的才干的少女，不仅没有将其才干用于维护
自身利益和幸福，反而用来中兴和巩固这个即将没落的家族的封建统治。她并非没
有看到男女处境的不平等，然而这个目光远大，洞悉了家族的时弊，预见了家族灭
亡的少女，却没有对这种不平等的地位产生一丝一毫的质疑。她悲哀却顺从地接受
了远嫁的判决，含泪踏上了异乡的路程。这个在“抄检大观园”时，有着非凡勇气
的少女，在这里表现出来的柔弱，正是这种道德教化所产生的影响。
              这种道德教化成功地使女性处在一种文化孤立的境地之中，不可能
对她们所目睹的现实，对她们不合理的命运进行理性的批判，不可能用一种完全属
于女性的视角来对现实、对自身进行更合理的评价。因而探春、宝钗这些正统少女
固然只能被动地接受她们的社会地位，服从对她们的命运的安排，作为叛逆者的林
黛玉也不可能站在更高的视角上，对自身的反抗行为予以道义上、理论上的支持。
这不仅仅是封建时代女性的悲哀，它是整个父权时代(包括二十世纪)的女性共同的
悲哀。正如女作家萧红所说“女人的天空是低的，女人的翅膀是沉重的”。由此我
们更充份地理解林黛玉内心世界的困境的同时，也深深体会到了这位孱弱的少女身
上所具有的勇敢与坚韧。

                     三、异己者的道路

              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双重困境中，曹雪芹塑造了贾宝玉这个理想化的
典范男性，对新的女性观、新道德进行了大胆的探索。贾宝玉是从旧道德中诞生出
来的新人，在《红楼梦》第二回中，他便先声夺人以“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
泥作的骨肉”，对“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进行了彻底的否定，使我们未见其人，
先闻其声，奠定了这个人物的性格基调。在贾府中他是“命根子”，在大观园中他
是唯一的男性，然而他始终没有把个人的意愿放在中心地位，他关注的焦点，始终
集中在那些受凌辱受践踏的少女们身上，把自己的理想与这些少女的幸福紧密地联
系在一起，树立了曹雪芹理想化的两性关系新模式。
              名利的获取历来是男性世界的价值中心，被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的
女性，只能作为获取的对象与工具受到关注，她们环绕并服务于这一中心，她们的
个人愿望与心灵空间被视为与这种获取无关的非社会性行为。在这种意识形态下，
贾宝玉摒弃了即定的行为模式，表现出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他把女性的愿望、乐
趣、甚至生活中的细枝末节都纳入他的价值领域，把他生存的希望与光辉笼罩在他
周围的少女们身上。他把在平儿前“稍尽片心”看作“今生意中不想之乐”（第四
十四回）；晴雯补裘时，彻夜不眠的宝玉，比晴雯更加焦虑和忙碌。宝玉把生命中
的女子看得比自己的前程和功名更为重要，他在上学之前，想到的并不是“此去显
身扬名”（第九回），他更关心的是黛玉的胭脂和袭人的寂寞。在贾府中“独他没
有正经上过学”，他忙着制胭脂，为丫环们服役。然而这个“又不学文，又不学武”
（第六十五回）的闲人并不象世人想的那么“糊涂”，他对自身价值与幸福有着清
晰的认识：“我此时若果有造化，趁着你们都在眼前，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
的眼泪，流成大河……送到那鸦雀不闻的幽僻去处，随风化了……这就是我死的得
时了。”（第十九回）这种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感情，远远不是同情二字能够概
括的，他把这些少女们的欢乐与悲哀作为他自己的欢乐与悲哀。
              在这种精神的坐照下，贾宝玉透过朱门女子豪华生活的表象，看到
了她们悲剧命运的实质，并对此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平儿这个在刘姥姥眼中“插金
戴银，满身绫罗”（第六回）的高等侍女，在宝玉看来“周全妥贴”了“贾琏之俗，
凤姐之威”“还遭荼毒”实在是“薄命得很了”（第四十四回）。因而在薛蟠娶亲
前，贾宝玉不合时宜地为香菱“虑后”，流露出他对侍妾命运的强烈不平感，对一
夫多妻的社会制度提出了质疑；进而在目睹迎春“误嫁”的遭遇后，又对“嫁鸡随
鸡”“从一而终”的婚姻观念大胆进行了否定：幼稚、但极为真诚地提出将已嫁的
迎春接回家来的解决办法。
              宝玉对传统女性观的挑战不仅限于家庭婚姻领域，他将姐妹诗作带
出大观园，积极支持香菱学诗等行为，代表了曹雪芹在文化观上的进步，代表了曹
雪芹身上的人道主义和民主思想。
              鲁迅对宝玉作了这样的评价“昵而敬之，恐拂其意，爱博而心劳，
而忧患亦日甚矣”5。这个“敬”字道出了曹雪芹女性观、情爱观中的全新内容。贾
宝玉不仅不同于“恨不能天下女子供我片时之淫乐”6 的西门庆，--把对女性的肉
体占有看作两性关系的全部内容；他也有别于“才子佳人”小说中那些“多情”的
男主人公。曹雪芹成功地摆脱了存在于他们的情爱观中，由男权统治造成的庸俗和
猥亵的成份。贾宝玉不同于张君瑞也不同于柳梦梅，他从不把“性”占有看作爱情
的开始或是“相思的苦尽甘来”7。他与黛玉初会时，便没有那种“惊艳”式的对色
相的狂喜，而是一种内心深处“似曾谋面”的温情的交流。在爱情发展成熟时，宝
玉担心的不是幽期密约的成空，而是“素日你待我的心也都辜负了”（第三十二回），
他期望达到的不是“鱼水得和谐”8 的肉体合一，而是“等你的病好了，只怕我的
病才得好呢”（第三十二回）这种精神上的同步。
              然而宝玉对黛玉的爱，对其她少女的感情并不是不带任何性爱成份
的。他吃胭脂的癖好，对黛玉体香的迷恋，以及在听到黛玉“每日家情思睡昏昏”
的叹息时，“不觉心内痒将起来”（第二十六回）的感觉，都明显地流露出他内心
的情欲。这正是这位有“情”有“欲”的男子的可贵之处，他周旋在众多少女中间，
却能“不涉淫滥”（第一回），恐怕还是由于这个“敬”字。出于对女性的尊重，
宝玉把女性视为精神、情感的对象，把女性的愿望置于其个人私欲之上，成功地使
本能的欲望得到超越与升华，使两性关系由肉体占有上升为精神上的理解与钦慕。

              贾宝玉作为旧道德的叛逆者，不仅与贾赦、贾珍之流形成对立，更
被正统派的贾政，视为“淫魔色鬼”（第二回），视为异已。在与外在现实的冲突
中，宝玉勇敢地担当了异已者的身份，始终毫不妥协地坚守着自己的立场，体现出
这个“至贵者”与“至坚者”（第二十二回）的可贵和坚韧之处。然而作为社会异
已者，作为男权统治秩序的叛逆，宝玉自身不可避免地被排除在权力阶层之外，丧
失了统治的参与权，因而他不可能对现存统治有任何根本的改变。他和他所热爱的
少女们一样，在旧势力的围困下，陷入了绝对孤立的境地。他不仅不能将那些饱受
磨难的少女从绝境中解救出来，反而因着她们的痛苦，忍受着内心的煎熬：他先后
目睹了金钏、晴雯的惨死，尤氏姐妹、迎春的不幸而怔忪痴迷；他立下了“为他们
死了也是情愿”（第三十四回）的誓言，却又无能为力，最终连一个黛玉也无法保
全；他希望少女们的眼泪为他送葬，却于“无可奈何之日”（第七十八回）将自己
的理想与少女们的青春一同埋葬。从贾宝玉为晴雯、为黛玉，也为天下女子所唱的
挽歌--《芙蓉女儿诔》中，我们听到了胸怀人道主义理想和民主精神的曹雪芹，那
无尽辛酸的声音，和对这个世界的诅咒。
              贾宝玉，这个从旧道德中诞生出来的新人，无法真正摆脱自身的局
限，从旧道德迷雾中杀出一条新路，使自身得到解放与更新。他只能逃离朱门，遁
入空门，以宗教世界的虚无对抗和回避现实的丑恶，走完了一个异己者的道路。

                          四、挽歌世界

              在“白茫茫一片大地真乾净”（第五回）的虚空中，曹雪芹完成了
他对现实的批判。他笔下的人物，高贵的贵为皇妃，低贱的身为仆役；或才华横溢，
或目不识丁；风流淫佚者有之，守身如玉者有之；多情的，无情的；叛逆的，顺从
的，终不免“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第五回），在薄命二字上达到
同一，构成了一个“冷月葬花”的挽歌世界。其中颇具女性意识的叛逆者林黛玉，
固然难免“泪尽潇湘馆” 的惨败结局；与之对立的，自觉、真诚地维护封建道德统
治的薛宝钗，在“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第五回）的
婚姻生活中，其处境则更为难堪与屈辱。《红楼梦》着力描写的是一群身在豪门的
贵族妇女，这些在世人眼里享尽了人间荣华的女子，在曹雪芹看来却是无比的悲哀。
元春，这位新晋的皇妃，一场“烈火油烹，鲜花着锦”的“非常喜事”（第十三回）
也掩饰不住她的泪水和呜咽。
              在这里，曹雪芹摒弃了传统的男性视角，从女性自身的幸福和愿望
出发，洞悉了这位几乎攀到封建妇女荣誉顶峰的贵妇，牢笼般的宫廷生活和内心的
深刻悲凉。并由此指出了，男性世界的繁华与富贵，男性视角中的幸福，对这些在
父权秩序中处于被统治地位上的女子而言是何等的虚妄。
              在曹雪芹笔下没有“长门一步地，不肯暂回车”9 的怨妇，也没有
“悔教夫婿觅封侯”10的思妇，甚至没有严肃意义上的弃妇。他要探讨的是一个根
本性的问题，腐败的女性观，从属的社会地位，以父权为核心的统治秩序和文化背
景，使置身其中的女性，处在一种绝对孤立的环境之中，从而否定了妇女在其现存
统治中进步与发展的可能。比之其后辈──文康、林语堂对女性命运较为媚俗的处
理，曹雪芹显示了更为严肃的现实主义态度，对妇女命运更深切的关注和高度的责
任感。这种对现实毫不妥协的批判精神和与旧道德彻底决裂的愿望与勇气，使曹雪
芹在极大的程度上超越了他所属的时代，这也正是这位思想家的进步和伟大之处。

              然而这位进步与伟大的作家毕竟托生于父权时代，和他笔下的人物
一样，也被打上了旧道德的烙印，在批判现实、寻求出路的探索中，陷入了自身世
界观的困境：他在肯定女性的主体意识的同时又有某种程度的淡化：他把女性的终
极的幸福较为片面地寄托在爱情婚姻的美满上，并没有使她们从根本上摆脱从属性
的社会地位。由于道德与时代的困境，结束了浪漫主义梦想的曹雪芹无力为他所钟
爱的少女指出一条现实的出路，他用如花的妙笔使她们诞生，又不得不用辛酸的泪
水将她们埋葬，使她们，更使作家自己在无法摆脱的现实困境中走向绝境。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第一
回）曹雪芹自身的世界观陷入绝境的同时，作为叛逆者，他思想中进步的因素也不
可能对其现存统治观念产生直接的影响；他作为“异己者”反而被整个时代所孤立，
受到社会道德观念的放逐，只能在宗教的虚无中寻求解脱。就这样，曹雪芹本人也
成为他所构筑的挽歌世界的有机组成部份，最终完成了《红楼梦》从困境到绝境的
全部悲剧内涵。这个从困境到绝境的悲剧过程，不仅仅是十八世纪思想家曹雪芹个
人的思想局限，它是整个父权时代关注女性问题的思想家共同的困境与绝境。妇女
问题的真正解决，有待于一个全新的制度、全新的道德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这不是
曹雪芹那个时代（甚至二十世纪）所能完成的，它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需要
几代人的探索、毁灭与更新。在提倡“民主与科学”的二十世纪，鲁迅继承了曹雪
芹在困境中探索的现实主义精神，写下了《伤逝》、《幸福家庭》，继续探求妇女
解放所面临的新的困惑。在这种继承关系中，我们看到了曹雪芹所提出问题的尖锐
性、正确性，以及其深远的现实影响。
              这里我套用雨果先生为《悲惨世界》所作的序言作为本文的结束:在
我们这个世界上，只要妇女解放还在进退维谷中徘徊;只要现存观念中还存在轻视女
性的因素；只要几千年父权统治的枷锁还套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红楼梦》,作
为女性的挽歌,就不会绝响。

转自《悼红轩》(紫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