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梁启超先生在《〈中国之武士道〉自叙》中曾指出：“中国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而这“武”从来便是和“儒”、“道”、“禅”思想相辅相连，不可区分的。

从远古时期的部落战争，阪泉之战(1)，逐鹿之战(2)，习武就在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至夏商周三代，虽已开始强调礼乐教化，却仍然很重视武备，教育亦施行文武并重。当时“文艺”:礼、乐、射、御、书、数，应是“武”与“儒”最初的结合。而周武王《剑铭》中：“带之以为服，动必行德，行德则兴，倍德则崩。”则更是强调“以仁德为武”，至此“武”与“儒”便愈发不可分了。

以后，游侠之风日盛，青少年多以身为游侠为荣，诗人骚客都崇尚书剑飘零、仗剑远游的生活。这些游侠总是或隐身山林、或略显神技后便飘然遁去，不知所终，颇具道士之风。《史记(游侠列传》更是以史书的形式记载了游侠的潇洒执着，话语间赞誉之意溢满文笔。

最后我们来谈谈禅家思想，佛教的传入较儒、道思想的产生要晚，其与“武”的关系大概是缘于释迦牟尼习武修身养性之说开起，到少林寺以习武修身养性而出名罢。

“武侠”从其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一直是属于平民阶层，武侠伦理实际上就是民间社会用以规范人际关系的道德标准，是一种“情义伦理”。它不仅和“儒家”思想相结合，又与“道家”、“禅家”等各种思想相结合，蕴涵了很深的伦理，包容了极大的范围，是个不断再包容的文化。虽然在历史上，它们曾一度互相排挤、互相贬低，但随着历史发展到今天，它们可以说是完全融合，分不清彼此了。正如刘鹗所言：“儒、释、道三教，譬如三个铺面挂了三个招牌，其实都是卖的杂货，柴米油盐都是有的，不过儒家的铺子大些，佛、道理的铺子小些。皆是无所不包的??”(3)。早在西汉时期，儒教已经过统治者的“独尊儒术”成为那时中国唯一的显学，深深植根于人们的观念和社会中；佛教（从现有史料上看）于西汉末传入我国，至东汉后便逐渐流行，略思便可知，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立足、得以传播，必是依附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相适应，援儒入佛，设法通过儒士传播其教义，才快速流行起来的。其中最典型的要属东汉牟子的由儒而佛了，据《牟子》十四章云：“（儒与佛）如金玉不相伤，精魄不相妨”，可兼信，亦可互补。西晋的孙绰在《弘明集·噜道论》中也曰：“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内外名之耳。……”。且当时君王信佛之人亦不胜枚举。显而易见，他们不过走的是一条道，用的是不同的方法而已。而在宋代，理学思潮的崛起，从根本上是衰微的儒家振兴自救，以对抗泛滥猖獗的佛教与道教的一次文化运动，它在排辟佛道中又融合了佛道，对儒家传统文化的结构进行了一次新的调整。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从来都是“据于儒，依于道，逃于禅“的，从来都是以此来平衡国人因进与退、仕与隐所带来的巨大反差心理的。

至于“武”与“侠”结合的开始，则早在先秦春秋时期，由“士”化分而出，即所谓“文者为儒，武者为侠”。在这一方面，儒家的对立面_法家的创始人韩非子在《韩非子(五蠹》中叙述的很明白：“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话虽有其偏激之处，然却一语道破了“武侠”与“儒家”同出一源的事实。(于是，中国传统中最具影响力的二大文化传统产生了，即儒家文化（上层文化的主体）与武侠文化（大众文化的主体），它们之间互相抗衡，互相影响。(4)

然而，分久必合，两种文化的融合点逐渐扩大。从“武”可以健身看，与“儒家”、“禅家”的“修身养性”，“道家”的长生不老就不谋而合。至此，“武”再也不是上古时代单纯的用招术、用兵器互相格斗了。它已经成了一种伦理，一种文化，已经上升为一种“侠”，一种精神，甚至成为一种民族的象征，一种独特的集体潜意识??人格崇拜，一种追求人格完美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情结。

直至今日，在中国人的社会中，处理和规范人际关系时所依据的标准，仍是以武侠伦理的许多准则为主。因为武侠伦理的主要内涵，早已深入到中国人的思想意识深处，被视为一个传统美德，而成为中华民族共通的伦理价值观。

既然“武侠”结合了“儒、道、禅”的思想，既然武侠与社会有如此大的联系，那么我们就通过这样一位奇士，一位红楼中的奇士柳湘莲，来看看它们是如何被曹公（雪芹）联系成一体的。

二、红楼武侠柳湘莲

“那柳湘莲原是世家子弟，读书不成，父母早丧，素性爽合资，不拘细事，酷好耍枪舞剑，赌博吃酒，以至眠花卧柳，吹笛弹筝，无所不为。”(5)

曹公雪芹诗书画皆通，深受封建伦理文化的重陶，然而家变的骤然、清王朝的逐渐衰败、社会阶级矛盾的充份暴露（唐末、宋末、明末的多次大型农民起义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等进步口号；以及明朝后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使他深藏的“顽石”性格更加幡然醒悟。在这种巨变之下，他接触了人民，接触了深层的黑暗，于是开始批叛，开始成为寻路人。当然他的寻路只是自身理念上的寻找和破灭，没有真正通过事实的检验，只是通过自己的超时代的思想，通过自己对历史反叛的研究，预示了某些道路的失败（如游侠??个人英雄主义的失败，即本文所述之柳湘莲；又如改良的失败，即贾探春的贾府改制等）。《红楼梦》一书是封建社会的没落挽歌，这也许不是曹公著书之本义，但时代却赋予了它应有的悲剧结局。

柳湘江莲在红书中并非重点人物，他只是一个纵间即逝的例子，一个曹公用来寻求救国之路的例子。因此，曹公安排他 一出场便定了格，用上述一段文字全面地介绍了他的家世乃至性格。

而这家世、这性格，不正与贾宝玉的家世、性格大有相似之处吗？让我们来看看映照宝玉家世和性格的《西江月》二词不达意：“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中原来草莽。 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他人诽谤！”：“富贵不知东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 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梁：莫效此儿形状！”(6)(两厢一比较，岂止是相似，几乎一模一样，只不过一个是反叛在于行动，已彻底脱离家庭；一个则反叛多在言语，还在家庭这个封建枷锁的控制之下。

怪道他俩处的那般好呢，原来柳湘莲仅是宝玉的一个化身而已，是脱离了家庭枷锁的宝玉。曹公是想让这个“宝玉”来替他实践一下，检验一个，在封建势力如此强大的威压下，反叛者即使是脱离了家庭，也难逃社会这个封建大枷锁的禁锢。即使会武功，以一个的力量又能如何，只能救数人而不能救一国，最后恐怕连自己也救不了。即使是这样曹公也要让他试一试。这正是“儒家”典型的“入世”思想??“知不可为而为之”。柳湘莲是贾探春改良救国之先的一个武侠救国的例子，是一个救国失败的例子。因此，柳湘莲是如此的痛苦和孤独，曹公给他的不是快乐，是被人瞧不起??被人当作妓男；曹公给他的也不是希望，是被“情”所困，被恶势力所吞没，最后只好逃逸到四大皆空的佛门道行之中。曹公赋予他高强的武功，傲世不倔的品质，却只给了他一个人的力量，所以他终于失败了。毕竟曹公的思想被局限在一个有限的阶段，他只能盲目地反抗，揭露封建制度的罪恶，却找不出一个补救的方法，因此等待他的只有毁灭。

曹公是一个想“入世”的人，他通过如许人物来验证他认为失败了的救国之法，最终用“遁世”来解释自己不作官只写书的行为，走入了“道家”思想的漩涡。

纵观曹公全书，满纸是“情”，而无一句寻路，可是所谓的“情种”不就是反叛者吗？而反叛者不就是寻求救国之路的人吗？他们所追求的“情”不也正是要寻的“路”吗？曹公笔下的女子正寓示着这出路，她们并不单单是女人，她们的纯洁、她们的反抗正是国家的出路。她们大都崇尚个性解放。而个性解放是能够完全革命的基础，是主线；人类要全部解放，首先应解决个性解放问题。不可否认，她们之中也有封建势力的维护者，但崇尚个性解放是她们的共同点，不论是熙凤的戏谑贾瑞，还是晴雯的心比天高，还是鸳鸯的以死明志??她们永远都是崇尚自由的。尤三姐也曾经“淫荡”，而这淫荡其实不是真正的淫荡，而是她的一种大胆的反抗形式，她以这种形式与封建势力决裂。她要同柳湘莲这样一个流浪者，一个可能“作强梁”的反叛者结合，正表明了她的决心。她对封建势力决不妥协的决心，才是柳湘莲的出路。可是曹公自己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找到出路，他不知道比个性解放更深入一步、更有力的方法是什么，因此，他只好让尤三姐这个出路漂渺模糊，只突出她的反抗面，却没点明出路是什么。

柳湘莲正是“尤相怜”的谐音，其与尤氏相怜，又与宝玉相怜。他是一个“情种”，面冷而心热，为给秦钟修墓而省钱，为尤三姐的死而痛哭出家，他的内心有一团火，默默地在心灵深处燃烧，到了一定的时候便会爆发无遗。他和尤三姐的悲剧不仅仅是“情”的悲剧，也是其“追求“的悲剧。他逃离了家庭，一心想摆脱封建枷锁的束缚，却仍被卷入了封建枷锁的漩涡之中，不能自拔。他打了薛蟠，却又救了薛蟠，且和这个欺压人民的封建势力的袒护者、施行者结成生死之交，这正说明了他的犹豫。他既看不惯封建的腐败，想冲破封建枷锁，又不能够完全脱离；他对他们还有同情，还是藕断丝连地联系着，不能够完全抛弃。而尤三姐正是柳湘莲要寻找的出路，这个出路隐藏在众多的腐败中间，他没有看清，也不可能找到看清它办法，于是他的盲目导致了他的失败。尤三姐的死，是柳湘莲“入世”的失败，是柳湘莲寻求救国之路的失败，是儒家自身的软弱性所造成的。其实道家亦如此，“道”之“无为”实是“有为”，处于“材于不材之间”(7)，貌似无用，却并非是真的无用，只是不为世所用罢了。曹公想找个出路，为自己，也为封建社会制度，这个出路也许是挽救，也许是毁灭，但他始终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可行的路，因为他毕竟还不很相信劳动者的力量（虽然书中有刘姥姥这个人物，有其救巧姐之说，但毕竟带有因果报应的思想，不能作为曹公的一惯观点）。于是最终曹公只有让尤三姐“揉碎桃花红满地，玉山倾倒再难扶”，让“雌剑”带走了这个出路；又用“雄剑”给宝玉做了个榜样，即柳湘莲的悬崖撒手，这实际正是宝玉结局的前兆。

如上之法也应是自古以来文人墨客、豪侠之士的惯用方法，他们想入世，想辅佐君王，振兴朝国，但却屡遭排挤，不为君王所用。数次碰壁之后，为了保身，为了所谓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们百般努力“入世”不成，便隐身江湖，归入山林，看似逍遥，实则无奈。柳湘莲正有此种想法，他寻路不成，万念俱灰，只好选择逃遁人世，逃避自我，于是便入了“道”，成了曹公的一个寄托。

那么既然柳湘莲万念俱灰，他为什么不自杀呢？因为佛家是提倡“护生”的，强调“顿悟”，柳湘莲就是“悟”了，所以才远离尘俗，不问世事，视三界如火宅，视人生若冤家，以白了为旨趣，以出世为终。当然，这只是禅学所具的两面性中的一面。中国佛道一从印度传入就已与本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没有过份地陷入于神学的激动，也没有接受超越人性的迷狂，而是仍然洋溢着人世间的清醒理性，梁启超先生曾曰：“佛教乃智信而非迷信；入世而非厌世；乃积极而非消极；乃兼善而非独善。”佛教不仅仅接受了“遁世”的思想，还拥有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普渡众生”的论调。这一论调使文士游侠们“入世”而不庸俗，“遁世”而不“弃世”。

柳湘莲正是这如许思想结合的典型，他是侠，会武，却有着儒家、佛家的“入世”情怀及其软弱性；最后又归隐山林，进了道家之门，真真是“武侠、儒、道、禅”结合了。

三、跋

侠是士的分化，却又包容一切，创出了自己的新义。武侠们一般出自平民，四处飘泊，居无定所，周游列国，行踪不定，从远古一直发展到现在。

如今的社会是越来越竟争激烈、欲海横流，武侠小说以其古老的伦理??重义轻利、重亲情讲友爱、互助互利的精神，为从古至今的中国人提供了一个从精神上复归传统的最便捷的途径，提供了一个传统道德上的乌托邦。它发展到现在已成为中国人的道德乐园，保持了强大持久的生命力。

而我国的传统文化一直以“入世”和“遁世”思想为主导，不“入”则“遁”，“入”“遁”结合，“武侠”正好可以做到两者的完美结合。于是“武侠”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便成了幻想救国的出路之一，也成了自古文人的共同喜好。

红楼奇士柳湘莲正是这样一个典型。曹公以其不同寻常的“顽石”之性，融合中国四大传统文化??“武侠”、“儒”、“道”、“禅”塑造了柳湘莲，也为封建社会的“武侠”作了一个较完整的概括，可见其眼光的非凡独到之处了。

引用文：
(1)、阪泉之战：为炎、黄部落之战。
(2)、逐鹿之战：为黄帝、尤部落之争。
(3)、刘鹗《老残游记》。
(4)、此论断冯友兰先生和顾颉刚先生皆曾有论著。顾颉刚先生曾曰：“古代文武兼包之士，至是分歧为二，惮用文者归儒，好用力者为侠，所业既专，则文者益文，武者益武，各作极端之发展耳??”。
(5)、引自《红楼梦》第四十七回：“呆霸王调情遭苦打，冷郎君惧祸走他乡”P651，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6)、引自《红楼梦》第三回：“贾雨村夤缘复旧职，林黛玉抛父进京都”P50（同上）。
(7)、《庄子(山木》
1997年5月10日完稿 1998年2月19日修改 :)作者简介： ，女，1978年11月14日生，从小就喜欢文学，1997年7月连云港教育学院中文系毕业生，曾多次在市、学院等征文比赛、 艺术节中获奖。现任《化工矿物与加工》（国内外发行）助理编辑一职。 E_mail:info@chemicalmining.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