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忽接北大学报主编龙协涛先生通知，拙文获奖。我当时抱恙，难
以亲赴，就写了书面发言，让家人代我去领来奖状奖品。
我今年正好“研红”五十周年（１９４７──１９９７），天缘凑巧，这
个奖励不啻专为我这５０年而颁发的光荣纪念了。深感荣幸，值得铭记。
得奖，总是光荣的喜事，尤其得的是我国最高学府、享誉寰瀛的北京大学
的评奖，这光荣就非同一般了。北大的评奖，不总是某些机构单位那样以官济私的。
这是学术的评比与鼓舞，而与名场利所迥然畛别。
感到光荣的同一时刻，愧心亦随之而生。
获奖论文的题目是《还“红学”以学》，内容是从学报特辟的中国百年学
术回顾这一专栏的角度，论析“红学”的“去、来、今”三个层次的龙脉与要害，
质素与现象，得失与利病，评议与展望。
此文发表在北大学报１９９６年第４期（双月刊），随后《新华文摘》摘
载了主要部份。
此文很快在港台等地出现了反响，评为“暮鼓晨钟，发人深省”。美洲、
加拿大不识面读者因读港台评文而觅读原文，却不可得，几次来信索求复印本……。
那一期学报的卷头致词中，特别点出了此文必将发生深远的影响。
以上是“正面反响”──万事皆有正反阴阳两两相伴的，所以也有“反面
反响”。
这“反面反响”自然也是一种关切，应当同样感谢，同有光荣之感。所异
者，正如贵州省《红楼》期刊本年第一期内有史直生先生撰文所指出的：因我此文，
已对我加以人身攻击──说我是“野狐”“邪说”，“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
“这一套又来了”。
也就是说，我所得的“报应”，是分两种，截然不同，天壤悬隔。
于是，我对这种“收缘结果”自己“进行反思”，心里琢磨“何以如此”？
岂不有趣（意味）可寻？
反思，加上史直生先生的揭示，方才晓悟：是拙文“不客气地揭了某些
‘学者’的帽子”，所以有人接连发文来大批判了。
据云，拙文的罪状是“贬人扬己”。
这倒是个历来不少人运用的一个“立身扬名”的妙法秘诀。不禁联想起：
最近沪上出版的拙作随笔文集《岁华晴影》中有一篇《挤与捧》，大可相互
“参证”而观之，也许可达“相得益彰”之妙用，良不虚也。
我在获奖论文中表明：红学是一门悲剧性学术，第一流大学者不屑为之，
屑为的大多不够资格，于是落到了我辈之手，此为一大悲剧，例如我自己，如能冒
称一个“学者”，不过属于第三流罢了，有的人还不如我。这些大概就是我“贬人
扬己”的证据了。
五十年了，只为研究此一主题，明枪暗箭，遍体鳞伤──我贬的什么“人”？
我扬的哪个“己”？悲夫。
我的“旧学”根底极薄（我是燕大西语系出身的），在某版拙着《新证》
中也曾自我批判，举例中有一条：考李煦时，将史料中“……再下诏狱，辞连总督
赫寿……”竟断句为“再下诏，狱辞连……”，不懂“诏狱”是个成语古话。我
“扬己”扬得成功吗？
在围攻热闹声中，北大学报也许由于“不明形势”之故，却颁奖与我。我
之荣与愧，难道能说是无缘无故的“胡思乱想”乎？世上没有这个情理。
奖状且不多表，只说这奖品，是一个十分精美可喜的景泰蓝花瓶台灯，
──该说“景泰红”，大红地子，黄菊花，口和底的图案花纹，美得很，不用开关，
手指一触就亮了。我面对着她，荣与愧，喜与悲，感与思，时时交织。
《文汇报》 （１９９７０８１８№０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