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先生在春节前几天去世。朋友转告时，我非常惊讶，因为上海几
大报我都有，但一直没见讣告。当时给先生家打电话，没人接，稍后一
两天，又有来自浙江嘉兴的消息说，丧事已办。据说在上海通知的人就
不多，何况是外地的呢？
我一直在等。等什么呢？也说不太清，似乎是等一个说法。邓先生
写了上千万字的文章，在读者中影响很大，正筹备着出版全集。对于这
样的“写家”，社会应当拿什么给他盖棺论定呢？后来，《文汇读书周
报》上有了讣告，极简单，却给了他三个头衔：“散文家、民俗学家和
红学家。”我反复掂量，既觉得“差不多”，又总认为“还不够”。
不免回忆起自己和邓先生相识的过程。我年纪要小邓先生十七八岁，
当然是晚辈。可自相识以来，慢慢就不再论辈儿了。我是在自己正准备
从梨园脱身、大步奔向京城文化的城堡时，才忽然注意起他的文章。他
有不少谈老北京的文章，未料他人却在上海！但他所谈的，细腻处时常
比“老北京”还要“老北京”！后来相识了，很快就成为忘年交。他每
来北京，必住我爱人单位的招待所“翠园”，这里位于东城美术馆，交
通方便，且这个招待所有相当丰厚的人文景观。邓先生在这里宴请过行
翁（张中行），两人谈得十分契合，随手触摸翠园中的一石一柱，都能
说出一段掌故。他起床很早，不吃早饭就出去“溜早”。手中总是提着
一个相机，走到哪儿发觉有变化，当即就照下来。当年他在沙滩的北大
读过书，对这里的草木都有感情。半个多世纪以来，沙滩（甚至整个北
京）的变化日新月异，所以他每隔几年来一次北京，都习惯从这里去发
现北京的变化。他用相机加深自己的印象，回到上海再加以缅怀，文章
就在缅怀中流泻出来。
可以断定，他这么写不费力，读者看着也不费力，而且越看越高兴。
我就是这“越看越高兴”的读者中的一个。他向我谈过他的经历，“文
革”前工作于上海某个非文科的高校，不直接上讲堂。一直等过了“文
革”（甚至是退休之后），他写文章才得以一泻千里。他当年就读北大，
但我记不清学的是什么专业。后来去上海工作，他内心深处一直忘不了
北京，时刻都把老北京举在心尖儿上缅怀，越缅怀就越厚实，笔头子也
就越活泛。于是他游历，他读书，他遐想，最后引出了他写作。写作也
不拘一格，从不想争什么抢什么。比如红学是有门派的，他哪个也不算，
他只说自己的一己之见和一家之言，而且是带着感情和体验说的。结果，
这个门承认了他，每每举行活动时，请他；那个派也承认他，每每举行
活动时，也请他。他左右逢源，从不背后说哪边的坏话，但给邀请者一
种既真诚又独立的感觉。──他就是他！
说到民俗学和散文，两者缠绕在一起，同时又都是我行我素。“水
流云在”是他的一个大系列，同时也是其精神状态的真实写照。我没读
过他谈红学的专业文章，相信也同样是“水流云在”。
邓云乡这一辈子，可以说是来自“无”又回归“无”。“无”表面
上空荡荡，不及“有”那么庄严和风光。可“无”事实上与天地同大，
与日月同光。邓先生热爱生活，热爱历史，更热爱人生，硬是不求那世
俗、狭隘的“有”。现在文坛上追求“有”的人很多，很少像他这样执
着于“无”的人。
呜呼，写家邓云乡撒手归去！但归去处毕竟是生他养他的“无”，
这又安知不是最大的幸运及安详？我希望在下一个世纪，再多一些执著
于“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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