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一度流行的所谓“何其芳现象”，被认作是有崭新意义
的文学批评观，其意是说，何其芳早年的散文创作达到的艺术力胜于晚
年，原因是他以后被注入的“理论”太多，随之在艺术力上便日趋式微
云。对这一持论，我一直有怀疑，倘说何其芳在艺术上晚年不如年轻时
代，那么岂止是何其芳一人，曹禺难道不是，艾芜又何独而不然？看起
来原因很复杂，其实无非是由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框框所囿，使作
家的从生活的真实出发所驱使和奔驰而来的艺术力不得而出。我以为，
这不能太多地责怪作家，长期的在“左”的思潮施加之下，作家常常是
无能为力的。至于何其芳早年的《画梦录》、《刻意集》的文采，艺术
素质固然很高，但是思想力却是稀薄的。不妨说，这是作者从艺术去探
寻人生的一种文学途径，以后他投入到了时代的洪流中，文风一变，乃
是从阔大的人生去创造艺术力了。况且他后来以至晚年的诗、散文与论
文，其工力也并不能算是较之先前为衰退的。
我倒是十分赞赏何其芳在文学上的思辨力，他对种种文学现象有自
己的独立思考，这一点常为人所不及。我所记得的一件印象很深的事，
1954年因研究《红楼梦》问题批判俞平伯时，学术批判逐渐变为搞政治
运动的方式，不由分说，全盘否定，而且冠以“资产阶级唯心论”和“
毒害青年”的帽子和罪名。而何其芳却坚持着主张分析，在批判的同时
也要肯定俞平伯在“辨伪”和“存真”上的劳绩。至于“不要对俞平伯
投降”之一说，他就感到大惑不解，他总觉得学术与政治不能混同，全
面地看俞平伯的观点，怎么就会是投降呢？我曾听到他对此曾说过“谈
不上什么投降”。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过在那种肃杀的气候中，他
这句话的悄悄流传，凡有心人听到了都会感到其份量是千斤重的。这不
是什么牢骚，是维护正常的学术讨论的铮铮良言。还可以看到在他以后
《论红楼梦》的文章中，他并不理会所谓“以第四回为纲”的政治评定，
而进行着他自己的独立研究。我钦佩的是他在那种不寻常的气候中独立
思考的磊落品格。
此后，又巧遇着另一件事。
六十年代初，舞台上一度盛行着新编历史戏曲，如田汉的京剧《谢
瑶环》、吴晗的《海瑞罢官》，还有孟超的昆剧《李慧娘》。《李慧娘》
是假《红梅阁》的本子改编并重加铺陈的，写了南宋朝政的腐败，大臣
贾似道因见侍女李慧娘有情于书生裴生，将她杀害，李死后的鬼魂向贾
似道复仇，并救出裴生的一场争斗。情节与原本相同。但凑巧的是此剧
上演时，正值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刻，那时康生正在文艺
领域寻找动向，发现此剧立即定为反党戏。号令一出，文艺界纷纷开会
批判。有一次批判会上，我看到了何其芳也在，主持人多次请他发言，
他说先听听，再次邀他时，他说想想再说，至散会时他仍未发一言。散
会后我正好有一段和他同路，我问他何以《李》剧就是反党戏？他略一
沉吟后说，中国历来的文学作品中，写女性因婚姻等问题不自由起而反
抗的主题很多，不独是诗，唐宋传奇和戏曲杂剧中，这类作品可说比比
皆是，孟超此剧也不外乎这一类。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扣上反党戏
之罪。很明白，他对这罪名是不以为然的。我非常赞赏他的议论。他之
所以在座谈会始终未发言的原因，只因持有不同的看法。由此我才懂得，
在这种场合他若发言，必然会招致为反党戏辩护的罪名，其命运将与孟
超相同，这是谁都明白的。如若随大流在孟超脸上泼一瓢污水，何其芳
决不会如此。他唯一的选择，便是“先听听”、“想想再说”到最后终
于不说。我很钦佩他的机智。我感到在那种大张挞伐的场合，何其芳的
态度所告知的是，说真话既不可能，但决不应该随大流去说一些违心的
假话。
这样，我就省悟到何其芳先后的两种情景，一次是言，一次是不言，
这言与不言，我以为正是显示了他的具有良知的品格。
然而何其芳也有败笔。在五六十年代的文艺批评界是个弥漫着“左”
倾思潮的批判运动的年代。何其芳身处于批评界前列，难免会有失误之
时。况且那时大气候的不时加温，矫枉而又过正，立论公正之作常被视
作“右倾”。六十年代初“反修”浪潮涌起，不少作品都被纳入“修正
主义”毒草的范围，甚至连同三十年代柔石写的《二月》，于六十年代
经谢铁骊改编的电影《早春二月》也被指为是“修”的货色，批判它的
文章不可胜数，写得较为受人注目的便是何其芳的一篇。有一次，我接
待一位日本的评论家松冈洋子。在闲谈中她问我，她看过《早春二月》
的电影，十分赞赏，也读了不少批判文章包括何其芳的一篇。她说她怎
么也看不出有什么修正主义在里面。她说，影片中的萧涧秋和寡妇的关
系，那不是爱情，是萧对寡妇的怜悯与同情以至牺牲自我的一种奇特的
人道关怀，这种奇特的感情有时会使人不可理解，他宁愿拒绝与之恋爱
的陶岚，却被那种使自己的良心得以平衡和净化的魅力所左右，这种复
杂的和高尚的人的感情，是人道主义的，而不是修正主义的。可是松冈
洋子却不懂得，那时我们谁讲人道主义，谁便是修正主义。
一次，我看到何其芳，同他说了松冈洋子的话，他又略略沉吟了一
下，说这是西方的观点，和我们不一样，他没有说更多的话。我如今仍
这么想，这并非是他的违心之论，他确是那样认为的。然而，那到底是
败笔。
二十世纪的作家，谁无败笔？于才力卓尔不凡的何其芳说来，那一
些事，只不过是大醇中之小疵而已。
摘自《文汇报》 |